今年8月，北京关停24所农民工子弟学校。虽然相关部门保证“一个都不能少”，但时隔两个月，还是暴露出后遗症。新希望学校200名学生被分流到公立学校——海淀区学府苑小学，学校不仅把分流生单独编班，而且只开设了语文、数学两门功课。

　　关停农民工子弟学校，有其现实考虑。教育的规范、学生的安全甚至是教学质量的提升，都可能是“良好初衷”。然而，关停一事引发社会焦虑，一个重要原因却是：学校没了，课桌如何安放？即便出发点再好，如果是以牺牲孩子们的利益为代价，也同样难有价值。

　　教委临时通知，学校难以应付；分流生学习基础差，难以跟上进度；招聘老师很难，师资跟不上……学府苑小学言之凿凿的理由，在透露出对分流生的轻视之外，更折射出关停举措的“贸然性”。从“五证不全”无法入学，到入学后遭遇区别对待，都让人怀疑关停的决策是否草率、分流的措施是否粗放，如果安置、分流都做不好，更遑论孩子们在学习、心理上的对接了。

　　尤其是对于农民工子弟这个特殊的群体，更需要把工作做到细处、做在前头。在很大程度上，他们是城市的“边缘人”，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。他们的利益更容易被忽略、被侵害，也更需要被关心、被保护。而如果仅仅以关代管，没有配套措施强力跟进，没有精确科学的协调安置，书桌放下了，也摆不稳，不但难达初衷，更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公。

　　实际上，学府苑小学这200名的孩子背后，是媒体的深刻追问——“穷孩子有没有春天？”教育的公平，不仅是受教育权的平等，也是教育机会的公平，更包括教育效果的均等。开学在即学校却被关停，分流入学遭遇种种不公平待遇，毕业后成为蜗居里的“蚁族”“北漂”……这不应该成为农民工子弟的人生路线图。

　　教育不公背后，是发展权的不平等。如果不能接受同等教育，甚至不能接受教育，农民工子弟或许仍只能如父辈一样，游走在城市边缘；如果无法承受高昂的物质与社会关系成本，寒门子弟也难免会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败下阵来。教育的公平，不仅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，更是一种“底层的公平”“起点的公平”，没有教育的公平，其他的公平将无从谈起。

　　个体境遇的叠加，描摹整个社会的底色。良好的教育，会使个人走上一条更能得到自我满足、更能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之路。而无数被知识所改变的命运，将给社会以流动的活力，弥合差距鸿沟，形成社会认同。筑牢社会“共同体”，拆除无形“社会墙”，或许就该从安放好农民工子弟的一张张书桌开始。

　　本报特约评论员徐清